最近收视大火的文博类电视节目《国家宝藏》，相信很多观众看过后被该节目圈粉。其中有一期介绍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据说是杨贵妇所用的“同款”。

　　此香囊已有1300余年历史，通体饰葡萄缠枝和花鸟纹，高超的镂空雕刻艺术展示盛唐时期古丝路的风格，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工匠银器制作娴熟的技艺。

　　“白富美”的银制品历来是人们财富和品位的象征。粤语的吉祥祝语里面就有“金银满屋”，寓意收获财富满屋，可见在老百姓的眼中“金”、“银”二者等同于财富。在金、银、铜、铁、锡五大金属中，白银仅次于排行首位的黄金。白银除了是流通的货币，也因为它良好的延展性，成为人们生活中使用范围较广的贵金属材料，银制的生活用品、装饰器物、服饰用品等随处可见。

　　如果说开篇提到的这件精美别致的唐代银制香囊是中国工匠在探索、精进制银技艺过程中留于后人的“惊艳之作”。那么在1000年之后广州口岸出现的银器，则是作为一种高档的金属工艺品而享誉世界。

　　广州十三行设立后，经十三行远销海外的“广货”，以其制作精良、价格低廉深受外国客商的喜爱。广作银器也在这个时候走向世界，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和需求的增加，在行商所设的街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银器为主的“银器市场”。这些外销银器的店铺大部分集中在同文街、靖远街以及河南花地一带，其中靖远街甚至被称为老广州的“纽约第五大道”或“伦敦邦德街”。银器商铺以门市零售的方式为主，兼有定制批发。

 

　　当时十三行一带外销的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纯西方风格，这类银器在款式和纹饰上都按照来样仿制，不带中国风格的装饰。另一类是西式造型，中式纹饰。广州工匠在订单要求的器型上，融入中国传统景观、人物、故事、纹饰等元素，使得银器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效果。

　　民以食为天，素以美食闻名的广州，在饮食有关的银器制作上面，也是独具优势。饮食银器的品种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单是茶饮用具就包括有茶壶、咖啡壶、糖缸、奶缸，随需还配备糖夹、糖勺、搅拌勺、茶漏、茶叶罐，甚至带有酒精炉和支架的烧水壶等。

　　广州博物馆藏“清银錾喜上眉梢山水人物诗文图竹节茶具套装”，一套3件，分别为茶壶、糖缸、奶缸。

　　壶身为立口沿，僧帽形盖，弯形竹节钮。竹节流鋬，壶鋬镶嵌象牙隔热。器身似南瓜，巧妙地运用贴焊、锤揲的工艺，饰寓意吉祥的诗文，开窗附“喜上眉梢”及“山水人物纹”图。茶壶底部还带有英文款识“PRESENTED TO WILLIAM HENDEISON 1907”，表明为西人订制的用于馈赠的礼品。

　　除了饮食银器，当时西方流行的银质餐具和辅助用品，广州也有生产，包括果篮、黄油盖碟、果盘、餐刀架、坚果碟等。广州博物馆藏“清银透雕双龙戏珠柳亭人物故事图提篮”，就是一件西方常见的装面包、蛋糕等的容器。提篮篮身呈八瓣花形，各瓣透雕不同花式纹样，有寓意高洁的梅、兰、竹、菊，有象征和合的荷花，有寓意八方招财的螃蟹，还有象征飞黄腾达的游龙等，篮心饰双龙戏珠图，其中柳亭人物纹还以芭蕉点睛，岭南风味十足。附麻花式提梁，细竹节式捆边。篮底款识“徐焯记KW”。

　　关于外销银器的款识近代中国官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定，我们今日所见的外销银器款识都是银匠们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摸索形成的。然而在看似杂乱的款识格式背后也隐含着某种时代特征和信息。广州外销银器的款识开始于18世纪的晚期，最初款识以纯汉字的形式出现。大约在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初，以仿造纯西方风格的银器上出现以纯拉丁字母的款识。不过这种格式不久就渐渐被仿英国银标所替代，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广州外销银器款识普遍采用仿英国银标。

　　直到19世纪50年代左右，外销银器的款识上又开始出现汉字，这些附加汉字标识代表该银器的制造商。在当时商铺密集的十三行街区，由于面积所限，商铺往往只是充当销售的窗口，而制造工艺只能由分布在城内的众多工坊完成，类似现今的经销商和制造商的关系。仿英国标上附加汉字款识的出现，也意味着外销银器制作行业的进一步规范。

　　因为经销商和制造商分别在银器上标注款识，因此也就能解释同一制造商不同经销商，或者同一经销商不同制造商的款识这一情况的出现。

　　2016年在长沙博物馆展出的“白银时代——中国外销银器特展”上就有一套银制茶具与前文提及的广州博物馆藏“清银透雕双龙戏珠柳亭人物故事图提篮”带有一样的款识，该套“金炉献瑞”茶具款识稍有差别，标注内容为“徐焯记TC”，因此可见这两款银器均出自广州银工坊徐焯记之手，完成制作之后分别在缩写字母“KW”和“TC”的外销店铺内进行销售。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当时广州外销银器的兴盛和规模。

　　(广州博物馆 文/林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