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博物馆与济南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翰墨忆江南——济南市博物馆藏中国明代书画展》于12月7日在广州博物馆镇海楼惜今阁正式亮相，呈现给广大羊城市民的是出自明代书画大家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陈献章、蓝瑛、戴进、解缙等人之手的60幅传世力作，这些书画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技法娴熟，堪称珍品。

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沿袭宋元遗风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进而达到空前高度。其中，明代书法分前、中、后三期，各个阶段都呈现不同的风貌。前期书法，直接师承元人，以草书楷书成就较大，其中，“广东鸿儒”陈献章的草书，由于多用特制的茅草笔书写，而最具岭南特色。本次展览中将展出他的书法作品“行书轴”。明朝中期，苏州地区“吴门书派”的祝枝山、文征明等“江南才子”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各具特色，独领风骚。展览中，观众将欣赏到他们的“草书卷”和“行书轴”两件书法珍品。明朝后期，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等人在书法艺术方面各自取得不同的成就，成为“晚明四大家”。本次展览书法作品就包括了董其昌“行书屏”、邢侗“草书轴”和张瑞图“行书轴”等书法精品。

明代绘画在山水、花鸟、人物画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山水画发展最大。明代山水画分为浙派、院派和吴派三派。周臣、戴进、董其昌等人成为了三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访友图轴”、“山水人物图轴”、“山水图轴”等佳作也将在展览中一一亮相。

本次展览的展期从12月7日持续至2013年1月3日，展品还包括了明代最为人熟知的大清官海瑞等人的书法作品和当今书画市场拍卖价格颇高的蓝瑛等人的绘画作品，可谓名家大家荟萃、大作力作纷呈，这些珍贵作品即便是在济南当地都很少展出，这次能够千里迢迢送到花城广州更是难得，绝对是书画爱好者和广大市民数年难逢的古代书画鉴赏佳机！

陈献章：重归故里共此时

广东人熟知的“广东第一大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真迹将重返故里被专程送来，与广州市民见面。陈献章是广东新会白沙村人，世人多称他为白沙先生。他不但是明中叶一位有名的哲学家。开创了明代心学的先河，重塑广东文化的隆盛。同时，他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为广东明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字刚健有力，继承了王羲之等人的雄健风格，改变了元明以来圆滑、软弱无力的书风，进而使雄健的书风大行于世。

陈献章的此幅作品名为“行书轴”，内容出自宋轼的七言绝句《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诗五首暴雨初晴》：“秋后风光雨后山，满城流水碧潺潺。烟云好处无多子，及取昏鸦未到间。”结体清俊流畅，用笔娴熟苍劲，每字之间有留白，字的转弯处多见方形，相信很可能是他用晚年所创的“茅龙笔”所书。

“茅龙笔”是陈献章晚年所创，据有关学者考证，在他的晚年，由于他的字很漂亮，很多人求字，但当时岭南地方遥远，交通不便，好的毛笔总是买不到。于是他想出用江门当地特有的茅草，束成一束，末端打烂，令茅草的纤维露出来，然后用来写字，这种笔也就叫作“茅龙笔”。因为茅草的纤维质地较硬，弹性好，“茅龙笔”介于硬笔与毛笔之间。写字时须用中锋行笔，而写出来的每个字都留有“飞白”，每个字的转弯之处也是方形，字体刚劲有力，独成一体。在陈献章的倡导下，“茅龙笔”曾风靡一时，他的草书，特别是狂草书法作品大多为此笔所书写。

陈献章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备受推崇，被人视若珍宝，以至于“得其片纸宝之若金”的程度。据说当时京城人士每遇广东来者，必开言索求，因此，他的书法作品就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今天，广州博物馆与济南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明代书画展，又给了这幅出自陈献章之手的书法作品一个重归故里，回家“探亲”的机会。

董其昌：成绩不佳只因“字”

本次展览中，还将展出明代晚期最重要的书画家董其昌的书法作品“行书轴”。董其昌是华亭人（现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书画皆精。他的书法广泛临学古人，融合变化，行楷书尤所擅长。他的书法综合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绘画方面擅长山水，十分重视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虽然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应用上，有独特的造诣。

董其昌的这件“行书轴”作品为临北宋书法大师米芾所作的“天马赋”，全赋共350字，题识为“平海大师后园水丘 看书襄阳米芾 董其昌临”。整件书法作品由10屏条所组成，笔法流畅，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均匀，是董其昌行书作品中的精品。历史上的“天马赋”是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珍品。在米芾传世的作品中，“天马赋”被康熙誉为前无古人。但长期以来，对于“天马赋”真迹却莫衷一是，存在很大的争议。董其昌称自己看见过四种刻本的“天马赋”，其一后题“平海大师书”（即本次展览中，其书法作品的版本）；其二后有元代黄公望跋，称“展视之时，有大量贯斗（贯斗牛，形容耀眼光芒）而堕，其声如雷”；其三被称为“吴本”，多枯笔，“别是一种米书”；其四就是董其昌自己所刻，启功先生后来为“董其昌临天马赋”题跋。

董其昌是明代晚期最有影响力的书画家，他的画被明末“画史绘要”评为“本朝第一。”他书画合璧，又被誉为“天下第一董其昌”。此外，他还发表过很多关于书画创作的评论，对书画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他竭力推崇和倡导“文人画”，他把李思训和王维作品分别以“青绿”和“水墨”两种山水风格的始祖，以此奠定中国山水画分“南北宗”之说。据记载，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其实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17时参加会考，松江府知府在批阅考卷时，依董氏的文才，本可以列为第一，但因其字写得太差，遂将其列为第二，而将字写得好的其侄子董源正拨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开始钻研书法。先学近人，后学唐人，最后追溯晋人，一步步取法乎上，三年学成。

与明代其他有影响力的书画家相比，董其昌的仕途算是颇为顺利，他35岁考取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他性格上具有较强的交际手腕和圆通的政治能力，以书画品艺聚集了大量的政要权贵。此外，他还是一名水平很高的收藏家，所观赏到的古代艺术精品超过了任何同时代的人。他在当时身兼仕宦高官、艺术大师和鉴赏名家的三重身份，当世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书画作品对明末清初的书画艺术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书坛和画坛，不少学者称其所生活的17世纪为“董其昌世纪”。

广州博物馆美术馆展区的碑廊落成于1987年，碑廊回环曲婉，清静幽雅，嵌列着清代广州重刻的历代名人书法帖石108方，其中就包括了董其昌的书法作品刻石。

戴进：中途改行成大师

本次展览中还展出了明代中前期画坛“浙派”领袖戴进的“山水人物图轴”。此图为绢本设色，纵142厘米，横81厘米，图上描绘了远山连绵，湖水浩瀚，湖畔古树虬曲，树下高士席地而坐，读书赏景，侍从躬身侍立其后。取景疏朗辽阔，用笔圆润，格调苍老，人物形象劲健有神。款署：“钱塘戴文进写”。

戴进是浙江杭州人,是明代前中期中国画坛的重要绘画流派——“浙派”的创始人。他精研画艺，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各科，风格多样。代表作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等传世。戴进的绘画在当时影响极大，追随者甚众，在宫廷内外特别是江浙地区影响很大，形成独具特色的“浙派”。这是中国画史上第一个以地域命名的画派，它成为明代前期画坛主流，在吴门画派昌盛之前，“浙派”几乎占据了画坛的半壁江山。而戴进作为“浙派”的创始人，深受人们的重视和赞誉，他被评论家推为“国初名手”、“行家第一”，董其昌称为“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

虽然戴进贵为“国朝画史大家”，但是，他在成为画家之前，其实只是一名做首饰的锻工，他所造的钗朵、人物、花鸟精巧绝伦。但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令他决定改行。有一次，他去一家熔金铺，看到自己制作的首饰被人玩腻了拿去熔掉，感到很伤心，于是他从此改学绘画。戴进在绘画方面非常具有天赋，他学画不久，有一次由杭州到南京办事，带了很多行李，于是就找个挑夫，但是，只在转眼之间，扶夫便把行李挑去，然后逃逸躲藏起来。无奈之下，戴进只好向附近酒家借得纸笔，凭记忆画了一幅挑夫的肖像画，并请当地挑夫来辨认，由于戴进画得非常传神，众人一眼便认出了这是某人，并同往其家，很快就找回了被挑夫挑走的行李。

戴进虽然出身工匠，但是他画艺高超，因此在宣德年间被召进皇宫画院。戴进绘画水平在当时画院内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受到了其他画师的妒忌。有一次，明宣宗朱瞻召集画家在仁智殿呈画，戴进呈上“秋江独钓图”，图上画一穿红袍者在水边垂钓。原本画家敷红色最难，戴进独得古法，本应得到赞赏，但其他画家妒心骤起，进谗明宣宗，说画虽然很好，但是钓鱼者穿得是红色的衣服是官服的颜色，有失大体。意即渔翁穿红袍分明是讥讽大臣不务政事。宣宗听完，勃然大怒，下令将戴进逐出画院。从此，戴进归隐杭州，专注于绘画的创作。

（广州博物馆  叶伟华）